刊名:经济科学
主办:北京大学
主管: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ISSN:1002-5839
CN:11-1564/F
语言:中文
周期:双月
影响因子:1.804688
被引频次:83062
数据库收录:
中文核心期刊(2017);CSSCI中文社科引文索引(2019-2020);统计源期刊(2018);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(2018);期刊分类:理论经济
陈彩虹,高级经济师,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,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。出版有《现代货币论丛》《钱说——货币金融学漫话》《经济学的视界》《世界大转折》等10多部著作、文集。
从实践来看,公司治理有两种理解。一种是大概念的理解,公司治理指整个公司从制度、管治、管理到经营相关所有决策、指挥、组织和协调等活动的总和;一种是小概念的理解,公司治理仅仅指公司法人制度下,各相关方形成的组织关系、权力、责任、义务和程序性安排等,集中在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运作方面。我们这里讨论的治理,是大概念的,关于公司制度、管治和管理的方方面面,全部囊括在内。
公司治理究竟是科学问题,还是艺术问题,一般性的答案不难。在公司治理实践中,人们非常清楚,科学和艺术两者都需要。也就是说, 公司治理既是科学的,又是艺术的。这样的答案显然过于笼统,实际治理恰恰需要较为清晰和具体的答案。我们要解决的问题,主要有两个方面:第一,在公司治理中, 科学和艺术,究竟谁为主,谁为辅;第二,科学和艺术之间,是什么关系,相辅相成,还是相对独立,或是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?
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,总体而言,是有效地组织各种资源,实现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目标。相对于目标, 科学也好,艺术也罢,它们都只是手段。不过,公司生存和发展在不同的阶段,在不同的环境下,是存在不同阶段性目标的,有时还会有多种中间目标,如降低成本、提升产品质量、改善技术工艺等,这就有了不同目标和不同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当讨论这类问题时,我们时常会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手段之上,容易忘记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,特别容易忘记一定的目标,总是会对手段提出特殊的要求,因而存在不同手段和目标之间,适用契合度高低的问题。在这里,我们的首要观点是,在公司治理中,科学或艺术有着和治理目标内在的关联性,它们对于实现不同的目标,存在不同的优劣势。
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。科学偏重于理性、逻辑和规则,艺术则偏重于感性、心理和情感。通俗讲,科学讲“规矩和原则”,艺术讲“激情和义气”。这两种手段自有的特征,决定了公司治理中,战略设定、制度建设、决策系统和程序安排等,都必须重于科学,而不是诉诸艺术;运行组织、执行操办、创新创造,它们涉及的人,是人和人、人和事之间复杂的、具体的和互动的关系,艺术性的治理,就需要唱主角。在这个视角上看,科学和艺术在公司治理中, 不存在一般的主辅关系,而是取决于公司治理具体的目标,特别是阶段性目标或中间目标的需要。从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来看,存在几个科学和艺术治理的经典定式。
一是“时段结构定式”。即公司发展的早期,科学治理唱主调,公司走向成型之后则需要艺术治理为主。公司发展的早期是奠定基础的阶段, 理性的思维和建构极为紧要,科学的“规矩和原则”治理必须首当其冲,艺术治理居于次位。所谓“好的开始,成功的一半”,这里的“好”就是科学治理的别名。在这一阶段上,理性的治理,将推动形成清晰的战略,较齐全的制度和较完备的组织体系,同时助力形成优秀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,浓厚“讲规矩和原则”的氛围。生存和发展得好的公司,梳理历史来看,在早期大多是强理性治理的。而一旦公司基本定型,战略、制度和组织都较到位,公司快速加高质量的发展,就取决于总体框架之内的活力了。由于艺术治理,偏重于调整人和人、人和事的关系,可有效消解不协调因素,调动各种积极性,因而能够聚合起强大的能量,最佳地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,在这个时段上,艺术处于主位,优势明显。很容易看出,“先科学规矩和原则,后艺术激情和义气”的时段治理结构安排,大有源自历史经验之规律的意味,也就有对公司治理普遍性的指导作用。
二是“变革创造定式”。当公司变革和创新时,需要更多的艺术治理,而不是局限于既有的战略、制度和组织。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有变革和创新时段的到来。这个时段最突出的特点,就是既存的治理框架无法满足内外部环境的变化,因而需要新的力量,打破旧框架的局限,建设新的体系。这里所说的旧框架,既可能是公司整体层面的, 也可能只是涉及公司治理的某个方面或领域,如主要业务领域、技术支持系统、销售渠道等。艺术治理之所以此时出场最为合适,因它诉诸经验和情感,它对于旧框架不足的认知,会更为强烈和具体,变革和创新的情绪更为高昂,变革和创新的力量更为强大。相反,如果这时没有如此带有某种“破坏性”或“毁灭性”的治理激情和治理力量,旧框架的本能性抵抗,便足以让变革和创新寸步难行,原有体系我行我素,高耗低效,苟延残喘,最后丧失生存和发展的新机遇。当然,也正是由于艺术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重于“破坏性”,新框架的建立还有赖于新的科学理性。因此,在这个时段上的艺术治理,也预示着理性和逻辑变革时机,将随后到来。
文章来源:《经济科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jjkxzz.cn/zonghexinwen/2021/1001/93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