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引论：波格丹诺夫及其中国形象的演变

波格丹诺夫，本名马林诺夫斯基，中译名有波达格诺夫、波达诺夫、婆达格诺夫等。1873年8月22日出生于俄国格罗德诺省索科尔市。1893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部。1894年12月，因参加民意党小组被开除，遭图拉州政府部门逮捕和流放。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党活动。1899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医学系，并获行医执照。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，在第三、四、五届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05年成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。同年12月，在彼得堡被捕并监禁到1906年5月。1909年6月，因领导 “召回派”等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。1913年开始在 《真理报》当编辑。十月革命之后，担任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，是社会主义科学院 （后来的共产主义科学院）奠基人之一，还曾担任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（1918—1926年），从事马恩著作俄译工作。1917—1920年，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。1926年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输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。1928年4月7日，因在自己身上进行输血试验失败去世。

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从列宁的名著 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（1908年）中知道波格丹诺夫这个名字的。在这部书中，列宁对波格丹诺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：“不管怎样考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，除了反动的混乱思想，它没有任何别的内容。”[1]但列宁与波氏并非从来就是交恶的，两人交往史上也曾有过一段不短的融洽期。尤其是在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岁月里，他们虽在哲学上有分歧，在政治上却是亲密盟友，刚一结识，就互赠作品。列宁送给波氏的是 《进一步，退两步》，后者回赠了 《经验一元论》。两人达成默契，“大家不谈哲学，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带”，共同贯彻布尔什维克的策略。1906年，他们还曾一起住在芬兰的秘密别墅里。[2]列宁在为波氏的重要著作 《经济学简明教程》所写书评中，对该书评价甚高，称其为 “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”，“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”，这本书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始终 “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”。[3]但后来，两人思想上渐行渐远，并最终变成论敌。但即使在波氏脱离布尔什维克之后，他在俄国理论界依然受到尊崇。波克罗夫斯基提到，波氏曾被戏称为布尔什维克的 “大管家”，是布尔什维克王国的 “大宰相”，1905年之前，他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比侨居国外的列宁还大。实际上，波克罗夫斯基本人在学术上就深受波氏影响。[4]1928年，波氏去世后，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其灵前致辞：“人类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越远，列宁星座的光芒就会越耀眼，而在列宁星座里波格丹诺夫的名字是永远不会暗淡的。”布哈林在悼词中也说：历史无疑会从波格丹诺夫身上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，把他安放到革命、科学和劳动战士的光荣位置上去。他还承认，自己受波格丹诺夫的影响甚深：“他那不同寻常、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。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。我认识他本人，读他的书，就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。我一直读他的著作，这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”[5]

1920年代，波氏正式进入国人的视野。他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正面变为负面的过程。大体而言，1930年代初是其形象转变的时间节点。在20年代，国人对他评价很高，称之为 “博学多能的人”，[6]“不仅是一个渊博的学者，并且还是一个真挚的革命家。”[7]即便不认同波氏思想的学者也认为，波氏思想在五卅前后是社会史理论的主流声音。[8]“在中国是支配了一切的社会进化史概念的思想，如什么 ‘社会进化史’小册子及简表之流，都是 ‘因袭’他的。”[9]但30年代以后，波氏主要以负面形象出现，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笔下，更是如此。以吕振羽而言，自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，就多次对波氏进行批判：“商业资本主义社会”，“不过是波格达诺夫主义之整批的贩运勾当”。关于这一问题，“在中国的所谓学者们，也都是从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现成。”[10]“凡此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形成的一切错误，大都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，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。”[11]商业资本主义 “这种穿上半件历史唯物论外衣的半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，不但是波格达诺夫的折中主义的贩运，而且企图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，掩盖封建势力的保守性，在中国为买办资本从而为帝国主义说教。”[12]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，波格丹诺夫的 “商业资本主义社会”在苏联 “已经是被清算了的问题，然而这个不通的名词在我国一直到现在，还为我们的抄袭家所支持。” “把 ‘商业资本主义’当作历史发展诸阶段中之一个独特的阶段，这是从马赫的流毒以至波格达诺夫这一流派的经济范畴，而不是马伊主义的经济范畴。波格达诺夫这一错误，决不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，而是从根本上由于他在政治上为布尔乔亚的意识所限定，在方法论的运用上，完全无法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缘故。”[13]波格丹诺夫在中国的反面形象此时正式确立。70年代末，其恶谥达到顶峰，被称为 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、野心家、两面派，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、马克思主义的敌人”。[14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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